1995-16《西藏文物》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为了反映西藏文物悠久的历史，于1995年9月1日发行的一套特种邮票，全套4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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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陶罐》这枚邮票画面展现的是新石器时代的双体兽形罐，1977年出土于西藏昌都县城东南约12公里的加卡区卡若村。高19厘米，小口、宽唇、直颈，器腹为袋形双体，底部各有圈足，器表饰锯齿形刻划纹，并加黑色彩绘，造型古朴，线条流畅，色彩沉稳。整个陶罐的形体似双兽对立，较为罕见。设计者巧妙地运用唐卡的技法，将陶罐的每一个细节都刻画得栩栩如生，仿佛让人能够触摸到历史的温度。陶罐上的纹饰与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有相似之处，这表明自远古以来青藏高原就同黄河流域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为西藏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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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制陶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证明，1978年在昌都市发现的卡若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海拔最高、经度最西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卡若遗址出土的两万多件陶片中，能够辨认器形的有1234件，这些陶器分盆、碗、罐三种，其中罐类占比较大。这些陶器不仅反映了当时藏族先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也体现了他们独特的审美观念和工艺水平。随着历史的发展，西藏的制陶技艺逐渐成熟，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藏式陶器。特别是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在制作工艺、陶质、器形等方面都显示出相当的进步性。这些陶器以罐为主，器物组合包括钵、碗、壶等，多为圆底和圆足，器耳较发达。陶罐的器型多样，有小口垂腹罐、小口鼓腹罐、长颈短唇罐、深腹罐、大口罐、单耳罐、双体兽形罐等。具体尺寸上，以双体陶罐为例，其口径为11.3厘米，底径8.4厘米，高19厘米，长29.2厘米。陶罐的纹饰丰富，有菱形纹、三角形折线纹、带纹等，这些纹饰既体现了藏族先民对自然界的认知和感悟，也展示了其质朴的审美观。陶罐的制作工艺包括选土、练土、制坯、镶瓷、磨光、装饰、阴干、烧制等步骤，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制陶水平。陶罐的用途广泛，不仅用于汲水、烧煮食物和储藏粮食，还有部分专家认为其作为祭祀的礼器使用。西藏文物陶罐是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们不仅展示了古代西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了了解和研究藏族文化的宝贵资源。通过对这些陶罐的研究和保护，我们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藏族文化。

4-2《宝胄》这枚邮票画面展现的是吐蕃时代的宝胄，是藏族勇士在战斗中佩戴的防护装备，其制作精细，用料考究，宝胄上镶嵌着各种宝石和玉石，造型精美，寓意着权力、地位和荣耀，充分体现了藏族人民在战争和日常生活中的智慧和技艺。这枚邮票以唐卡的形式展现宝胄，不仅突出了其威武雄壮的气势，还融入了藏族独特的审美元素，使得整个画面既具有历史感，又不失艺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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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文物宝胄，又称宝胄或护身甲胄，是藏族古代打仗时戴在头部的盔甲。宝胄的材质多样，包括铁质、皮革等，有的精品甚至用金银奢华地装饰着，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符号。宝胄中最为富有特色的为札甲，又称铁片甲。札甲由很多长方形小铁片水平重叠，互相以皮质的绳带相联结，并且向上交叠排列。西藏文物宝胄的材质多为铜、银、金等贵金属，以及珍贵的宝石和玉石。在制作工艺上，宝胄经历了铸造、打磨、镶嵌等多个环节，展现了藏族工匠的精湛技艺和卓越才华。头盔部分往往采用镂空或浮雕等手法，雕刻出各种宗教符号和图案，寓意着吉祥、祈福和胜利。护颈甲部分则注重防护性能，采用坚固的材质和合理的结构设计，以确保穿戴者的安全。西藏文物宝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吐蕃王朝时期。在这个时期，宝胄是贵族和王公们的重要装备，不仅用于战争，还用于宗教仪式和庆典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宝胄的造型和工艺逐渐丰富和发展，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清时期，随着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统一管理和文化交流的增加，藏族宝胄的制作技艺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在唐代或吐蕃时代，宝胄的制造达到了一个高峰。其中，最为著名的宝胄之一相传为松赞干布所用。松赞干布（公元617—650年），作为藏族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统一吐蕃后，发展生产，创制文字，制订官制，建立起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他的宝胄不仅象征着他作为统治者的权威和地位，也反映了他崇尚武功的性格。札甲至少在公元七世纪或八世纪起，就在西藏作为最主要的铠甲使用，一直流行到约十七世纪，直至二十世纪早期仍有地区零星地装备。目前，西藏文物宝胄主要分布在西藏各大博物馆和文物部门。这些宝胄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和展示，成为吸引游客和研究者的宝贵资源。同时，随着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加大和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研究藏族宝胄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宝胄在流传过程中遭受损坏或遗失，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保护和修复工作。西藏文物宝胄不仅是藏族工匠技艺的结晶，更是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体现了藏族人民对战争的重视和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在藏族社会中，宝胄是贵族和王公们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也是他们传承和弘扬藏族文化的重要媒介。此外，宝胄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西藏社会、文化和战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4-3《天体运行图》邮票画面展现的是西藏清代的绘画作品《天体运行图》，根据《白琉璃》的记载绘制。是一幅长157厘米、宽138厘米的“唐卡”画，是研究近代天文历算的重要文物。这是一幅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文物，它记录了藏族人民对天文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展现了他们对宇宙的探索和敬畏。邮票上的天体运行图以唐卡的形式呈现，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将科学和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人在欣赏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藏族人民对宇宙的敬畏和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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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文物天体运行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吐蕃王朝时期。在这个时期，藏族天文学家已经开始绘制天体运行图来记录和传播天文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星图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汉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西藏的天体运行图也受到了汉族天文学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藏的天体运行图中还蕴含着一套独特的物候历系统，即4000年物候历。这套历法将天文现象与地面气候、生态等变化相联系，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观察与预测体系。它不仅记录了天体的运动规律，还反映了地面环境的变化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据记载，天体运行图是根据《白琉璃》等经典文献绘制而成。这些文献详细记载了藏族人民对宇宙和星象的理解与观察，为绘制天体运行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体运行图逐渐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广泛用于指导农耕生产、日常生活以及宗教仪式。同时，它也成为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和天文学的重要资料之一。西藏文物天体运行图在绘制风格上独具特色，通常采用鲜艳的颜料和精细的线条来绘制，使整个画面充满了生动感和活力。此外，由于西藏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其天体运行图还融入了藏族特有的文化和宗教元素，如藏传佛教的符号和图案等，使其更具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天体运行图包含了丰富的天文内容，如恒星、行星、星座、银河等。这些天体被精确地绘制在图上，并标注了它们的位置、大小、亮度等信息。此外，天体运行图还记录了天体的运动轨迹和周期，如行星的公转轨道、恒星的周年视运动等。体运行图通常以一个或多个同心圆为核心，这些同心圆代表着宇宙的不同层次。外圈通常绘有鲜红的般若烈火，代表火大；次圈绘有波纹线，代表水大；中心圆则常常是红、白、蓝、黄、绿重叠出的多重莲花瓣，上面放置着五色月轮，代表地大。大圈的其他部分则代表空大。在同心圆内，各种星曜在宇宙中运行的轨迹被巧妙地组合成一个动态的圆，这就是须弥山。唐卡中反映了日、月、水、木、火、金等十个星曜在太空中的运行规律。整个坛城以东西、南北为坐轴，用细线分割出十二部分，并与各个天体相连接，代表十二天宫。同时，代表地球的圆圈内有不同形状和颜色的十二块，代表了十二小洲以及十二地支。每个星球都用一个动物图形来表示，并各按一定的轨道运行。这些动物图形与通常所划分的天体十二宫完全一致，如牛表示金牛宫，羊表示白羊宫等。西藏文物天体运行图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文化意义，它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藏族的天文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藏族人民对宇宙的认识和探索。体现了藏族人民对天文知识的重视和传承，是藏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通过研究和解读天体运行图，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藏族人民的思维方式和宗教信仰，有助于推动藏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4-4《珍珠曼荼罗》邮票画面展现的是用金线将20余万颗珍珠和珊瑚串缀而成的珍珠曼荼罗。基座为圆形，四方置珍珠法轮、火焰宝、宝马、宝像、人物等造型，塔屋四周外壁加饰纯金八宝图，制作工艺华贵典雅、精巧绝伦。珍珠曼荼罗的图案设计充满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和藏族人民的虔诚信仰。通过展现这一具有宗教意义的艺术品，不仅体现了藏族文化的宗教特色，也表达了藏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同时，其制作工艺的精湛也展现了藏族人民在艺术领域的卓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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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曼荼罗，是藏传佛教中一种重要的宗教法器，用于供奉和修行。珍珠曼荼罗是一件文物精品，由金线将20余万颗珍珠和珊瑚串缀而成。它的基座为圆形，四方置有珍珠法轮、火焰宝、宝马、宝像、人物等造型，塔屋四周外壁加饰纯金八宝图，整体造型为圆形或方形，中心部分通常装饰有佛教的符号或图案。其制作工艺华贵典雅、精巧绝伦。在结构上，珍珠曼荼罗与曼荼罗的传统形式相呼应。曼荼罗是藏传佛教的神秘宇宙形式，一般是一个圆形围绕一个方形，用以表达宇宙真实的万象森列、融通内摄的禅圆。而珍珠曼荼罗的圆形基座和四周的造型，正是对曼荼罗这一宇宙形式的具象化表达。曼荼罗是密教传统的修持能量中心，起源于印度。随着佛教在西藏的传播，曼荼罗的形式和结构也被引入到西藏地区。最早的珍珠曼荼罗出现在吐蕃王朝时期，当时的藏族工匠结合本地的审美和工艺，开始制作具有西藏特色的珍珠曼荼罗。随着时间的推移，珍珠曼荼罗的制作工艺和风格逐渐成熟和完善。从最初的简单样式到后来的复杂构图，从单一的材料到多种材料的结合，珍珠曼荼罗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明清时期，随着汉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珍珠曼荼罗的制作技艺也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格。珍珠曼荼罗作为藏传佛教中的重要法器，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象征意义，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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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自古以来就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早在数千年前，这里就孕育出了独特的文化和艺术。然而，关于西藏文物的早期发现和记录并不多见。直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的到来，西藏的文物开始逐渐引起世界的关注。在20世纪初，一些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开始进入西藏，他们被这片土地上独特的文化和历史遗迹所吸引。他们拍摄照片、记录文字，并将这些珍贵的文物带回了各自的国家。这些早期发现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资料。然而，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和社会变革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西藏文物的发掘和研究工作陷入停滞状态。这一时期，西藏地区经历了诸多战乱和动荡，许多珍贵的文物遭到破坏或流失。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西藏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1956年，国家正式组织考古队进入西藏进行考古发掘工作。这一时期，考古队在西藏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古迹，如陶罐、金器、玉器、佛像等。这些文物的出土不仅丰富了西藏的历史文化内涵，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然而，好景不长。1960年代，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西藏文物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再次陷入停滞状态。许多珍贵的文物遭到破坏或流失，给西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改革开放后，国家高度重视西藏文物的保护和传承工作。80至90年代，随着国内外交流的增多和科技的发展，西藏文物的发掘和研究工作逐渐走向国际化。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来到西藏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推动了西藏文物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随着西藏旅游业的兴起，西藏文物也逐渐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资源。许多文物被展示在博物馆和景区中，供游客参观和欣赏。这不仅促进了西藏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也为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进入21世纪后，西藏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对西藏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同时，国内外专家学者也继续深入研究西藏文物，推动西藏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西藏文物的保护和传承方式也得到了创新。许多文物被数字化保存和展示，方便公众随时随地参观和欣赏。这不仅提高了文物的保护水平，也扩大了西藏文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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